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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谈中小城市规划的生态美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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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中国的城市建筑面貌已经和继续发生巨大变化。中国各地的城市几乎变成一个个大工地，这种趋势包括中小城市，并且愈演愈烈，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然而仅就一些中小城市而言，我们就从中可以看到以下情景：盲目向某些大城市看齐，将根本不适宜在当地生存的植物用作城市的景观植物，年年种年年毁，或者把对人的健康有害的树种选作行道树，一味讲究绿化的一体化、平面化、视觉化和符号化的景观效果，而整座城市绿地覆盖率极低，造成只见水泥钢铁丛林而不见绿色。更有甚者用绿漆涂料混充植被，涂抹地面或者在景区山坡用机器喷涂造假。城市功能分区不合理，高楼四处开花，造成人们额外奔波，加大交通困难。一个全县十来万人的边疆县却在县城建起可容几万人的中心广场，八车道的宽阔马路。虚造繁华平地架起立交桥，桥下无路，也根本没有交通需要。为了建造莫名其妙广阔的中心广场或者巨大的商业中心，而大肆强行拆毁真正的古建筑和有文物价值的历史街区，盲目地“破旧立新”，推倒重来地造城，同时大肆营造仿古牌坊、仿古建筑街区等“伪古董”。不注重调查、研究和保护、传承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有意义的传统习俗，同时又生造没有根基、缺少文化内涵的“伪民俗”，受商业利益驱动粗制滥造趣味低级的“民俗文化村”和千篇一律的民俗文化旅游点，以崭新或做旧的道具、迎合时尚的服装饰物和胡编乱造的表演动作来演绎子虚乌有的民俗或传统项目。整座城市几乎没有安排公共艺术作品，或者虽有却是堆砌了一些丑陋粗糙的雕塑、建筑小品、园林小品和环境艺术作品，如此等等。

当我们忙于城市和城镇建设之时，城市规划愈发凸显其重要性，但在考量城市功能布局、建筑工程设计到城市色彩、绿化规划等相对具体的内容之前，城市规划的目标理应成为最值得思考和首先确定的内容。城市规划专家麦克洛克林（J. B. McLoughlin）说得明白：“虽然规划的每一个阶段与其他阶段都是密切相关，不可分割的，但我们还要强调确定目标阶段是规划中最重要的阶段，因为在这个阶段所作出的战略决定，会对其后作出的一系列其他小型决策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1］正如明代计成在《园冶·兴造论》中所说的“第园筑之主，犹须什九，而用匠什一”［2］，这里强调的“主”其实便是目标明确的规划设计。

然而我们在城市规划目标的确定上，从深层次上说，在确定目标的指导思想和原则上，事实上存在一些问题。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Max Weber）曾经在普遍意义上分析过现代社会的理性观念，他说：现代社会由于“工具理性（科学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失衡导致现代性问题的发生。工具理性即一种强调手段的合适性和有效性而不管目的恰当与否的合理性；价值理性，即一种强调目的、意识和价值的合理性。”［3］同样不难发现的事实是，在我们的一些城市建设中，主事者体现出一种与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经济主义、消费主义糅合在一起，只以实际功效（经济指标、政绩资本等）和物质利益为行为准则，而忽视精神目标和道德底线的工具理性主义。正因如此，就不能很好坚持生命、生活的立场，没有认真考虑城市的生命存在、文化性格和可持续发展。城市的符号功能和外在风貌，成为其首要目标，而城市居民和生活者的感受和体验，他们的生活质量，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充分的尊重；同时，城市缘何而存在，借何而发展，也没有得到认真的思考。

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城市？从生态美学的角度说，我们的目标乃是构建一个和谐的城市生态系统，换言之，构建美的或审美的城市生态系统。这是带有根本性的追求。相对于大城市、大都市而言，中小城市更加具有成功的可能性。这是因为它们不像作为省、大区乃至全国政治、经济、金融或文化中心的那些大都市，有那么多理当有的或强加的社会担当和制约，它们可以更多地考虑在规划和建设当中形成自己的城市个性和特色以赢得自己较大的辐射力，同时具有相对较多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较为有利于构建自己城市生态的审美文化场。

许多人所熟知的“诗意地栖居”，就城市生活而言，只有处在这样的生态系统当中才是可能的。德国思想家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借用德国抒情诗人荷尔德林（Friedrich H?lderlin）的诗句“充满劳绩，然而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加以进一步阐释：“一切劳作和活动，建造和照料，都是‘文化’。而文化始终只是并且永远就是一种栖居的结果。这种栖居却是诗意的”。［4］“诗意地栖居”在本质上乃是审美地栖居，艺术地栖居。当垃圾围城、食物污染、处境丑陋的现实摆在居住者面前的时候，城市最基本的功能被破坏了的生态所否定的时候，人们所建造的城市本质便开始异化，人们哪里还谈得上真正“诗意地栖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