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城市文化建设的哲学思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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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三、美丽城市：物质化与灵妙化的结合 城市是人们物质生活的载体，建筑是一个城市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一个城市特色的表达，是城市的语言，是一个

三、美丽城市：物质化与灵妙化的结合

城市是人们物质生活的载体，建筑是一个城市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一个城市特色的表达，是城市的语言，是一个城市区别于其他城市最直观的标志。例如：巴黎的埃菲尔铁塔、华盛顿的国会大厦、悉尼的歌剧院、阿联酋迪拜的泊瓷酒店、北京的天安门广场等。这些建筑不仅是所在城市的标志性建筑，而且是一个城市的象征。比如，一看到天安门，大多数人会想到北京，也会想到中国。这些各具特色的建筑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城市或国家标志性建筑，除了建筑本身的特征之外，还因为它们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能代表这个城市甚至是国家的文化。建筑是人类文化的结晶，它是一个国家或民族文化的反映，可以说一种建筑代表一种文化。建筑史学家在谈论城市建筑时，都会涉及到此建筑所代表的文化内涵。没有不体现任何文化内涵的纯粹的建筑，即使某一建筑表面上看来并不具有某一文化的典型特性，它也代表这某一时期或地域的文化。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北京时指出：“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要像爱惜自己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物质文化遗产。”[10]一个城市的建筑如果没有文化内涵，就是钢筋水泥的堆砌之物，如同一个没有灵魂的人一样，不能称其为真正意义上的人。

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应用和创造性文化的发展，技术发展成品也变得越来越丧失物质形态，体积、重量渐趋减少，设计或机理渐趋简单化。汤因比把这种现象称为“灵妙化（etherialiaztion）”。汤因比所说的灵妙化更多是指城市外观的精致化，借用汤因比所提出的“灵妙化”一词笔者认为使城市灵妙化的主要因素是其特有的文化内涵。文化是城市灵妙化的体现，是城市的灵魂所在；城市的一个最大功劳就在于将这二者结合起来，城市的物质化是灵妙化的基础和前提，灵妙化又是物质化发展的推动力，二者在一定的场合又相互转化。促使二者相互转化的桥梁就是社会实践，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人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一方面，外部自然被“人化”而成为美的对象，另一方面，主体的感觉也相应地因自然界被“人化”而产生审美感觉。这就是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的相向运动。城市应该是人类按照美的规律来创造的人化环境，除了满足人的各种生存需要之外，还需要满足人的精神需要，满足人对美的需要。建设美丽宜居城市，既要懂得它的外表之美（建筑），也要注重它的内心之美（文化内涵），只有将物质化的建筑和灵妙化的文化相结合，才能建设美丽宜居城市，正如我国杰出科学家钱学森所言，“我想既然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城市，就应该：第一，有中国的文化风格；第二，美；第三，科学地组织市民生活、工作、学习和娱乐。”[11]只有建设这样的城市，才能满足人对美的需求，才能塑造美的市民，才能形成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美丽宜居城市，建设美丽中国。

注释

[1]郝曦滢：《马克思主义视阈中的城市批判与当代价值》，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版，第1页。

[2]刘风云、江晓成、张一驰：《人文之蕴：北京城的空间记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版，第1页。

[3][5][6]转引自【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宋俊岭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版，第105页；第118页；第100页。

[4]【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宋俊岭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版，第91页。

[7]柳森：《怎样的色彩，让城市更出彩》，《解放日报》2018年3月5日。

[8]温源：《从北京文化消费看人民美好生活新期待》，《光明日报》2017年11月25日。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10]卜宪群：《深入领会习近平关于文化遗产的思想理论》，《人民日报》2018年1月10日。

[11]钱学森：《社会主义中国应该建山水城市》，《城市问题》1993年第3期。

“21世纪是一个‘城市时代’，发展城市就是发展世界，世界的命运由城市的命运主宰。关注城市发展就是关注国家命运，关注国家兴衰。”[1]城市城问题如此重要，怎样建设城市就成了当下亟待解答的重要课题之一。然而，我国在快速推进城市化的进程中，有些城市片面追求经济的快速增长和“高大上”的建筑，忽视了城市文化建设，使城市发展失衡，失去了“自我”和独特的文化标识，难以满足市民美好生活需要。所以，想要建设美丽宜居城市，就有必要对城市问题进行哲学思考。北京是个有巨大吸引力的历史文化名城。雄伟壮丽的长城，庄严肃穆的天安门，威严绚丽的故宫，巧夺天工、美仑美奂的颐和园、圆明园，秀丽典雅的十三陵，京味十足的帽儿胡同、烟袋斜街、南锣鼓巷等，都令人叹为观止。在笔者眼中，南锣鼓巷更是魅力无穷。它坐落于北京中轴线东侧，至今已有740多年的历史，因其地势中间高、南北低，如一驼背人，故名罗锅巷。清朝乾隆十五年（1750年）绘制《京城全图》时，它才被改称南锣鼓巷。它以其蜿蜒的玉河古道、鱼骨状的胡同街巷格局和四合院传统建筑形态而著称，是最具老北京风情的历史文化街区，但同时也不乏强烈的现代气息，是一个混合型的文化场景。历史与现实在这里交融，经典与流行在这里碰撞，中西文化在这里融合，极富包容性和吸引力。南锣鼓巷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呢？主要是因为它具有北京特色的历史文化建筑和独特的文化氛围。这些建筑因为文化而极富魅力和历史厚重感，文化借助建筑而得以表现自我。建筑和文化共同营造了这里独特的生活氛围，塑造了地道的老北京人。一、建筑：城市的文化印记建筑是城市的基本器官。城市是一个巨大的容器，大量的建筑群按照一定的功能定位排列组合，它们之间密切联系、相辅相成、纵横连贯而又富有变化，共同营造了城市发展的空间实体，为生活于其中的市民进行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是人们进行社会活动的基本器官。南锣鼓巷主要有五类建筑设施：一是历史文化建筑，包括四合院、寺庙和名人故居；二是纵横交错的胡同和各种类型的商铺；三是公用和私人用房；四是学术和艺术机构，如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美术家协会、中国国家话剧院等；五是园林，包括可园、董氏园、尹氏园、王氏园等。这些不同特色、不同时代、不同功用、不同布局的建筑，是构成南锣鼓巷街区场景的物质性实体，是它的基本器官。当然也是南锣鼓巷市民进行生产活动和交往活动的主要场所。建筑是城市有机体的记忆。“每一个城市如同一个生命有机体，有血脉、代谢、欲望和性格，自然也会有记忆和遗忘。”[2]记忆使城市有了灵魂，有了特色，有了自己的本质特征；记忆也能连接城市的前世今生及未来，使城市文化得以传承，增添了城市的魅力。美国著名哲学家爱默生曾经说过：“城市是靠记忆而存在的。”[3]人的记忆通过语言文字和行为来表达，那城市的记忆靠什么诠释呢？笔者认为主要是历史文化建筑。它们是城市记忆最直接的表现形式，是城市发展的主要见证者和记录员，记录了城市发展历程中重要事件、传奇经历和文化故事。然而，有记忆就有遗忘。北京也不例外，北京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历史文化名城，有三千多年的建城史。但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在推进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有些区域过分强调“现代化”的建筑设施，而忽略了历史文化建筑的当代价值，大肆进行改造和拆建，而不是保护和修复，使有些地方逐渐失去了许多珍贵的记忆。所以，当下诸多城市的建设者及居民想要找回自己城市的记忆，找回在现代化建设过程当中迷失的“自我”。在北京，如果想找寻最具北京风味的记忆，南锣鼓巷应该是首选。它不仅亲历了北京城的变化和发展，而且记住了北京的风土人情，记住了浓浓的京味，烙上了专属于北京的“印记”。当人们漫步于南锣鼓巷这个特定的文化场景中时，它的每一个建筑物不再是完全物质意义上的建筑物，它仿佛能够讲话、能够行动，像一个知识渊博的学者一样，给你介绍这里的一切，包括这里过去发生的事情、很久以前做出的决定、现如今人们的生活习惯和价值观念等，这些建筑物也正是因为留下的记忆才显得更有魅力，更有底蕴。建筑是一个城市传统文化的时代演绎。一个城市的品格和魅力的塑造，既来自历史进程中的自然积淀，也来自现时代的需要及人的创造与培养。通过一座城市各具特色的、各个时代的建筑，可以看出该城市的发展历程及性格。从表面来看，城市的古建筑和现有的建筑是古朴和现代的结合，给人以美的视觉享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更是传统文化和时代精神的完美结合。随着时代的发展，有些传统文化也会显得不合时宜，失去其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这就需要传统文化现代化，紧密结合时代精神，促进文化创新发展。在北京的诸多景观中，南锣鼓巷最赋有老北京风情，但又不失现代气息。在这里，文化多元化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既有体现传统文化的古玩店，又有新潮的时装店；既有代表北京特色的风味小吃店，又有西式的咖啡店；既有厚重古朴的府邸宅院，又有年轻人青睐的酒吧和电影院。这些不同特色和风格的建筑物聚居在一起，构成了南锣鼓巷趋新趋旧、且中且西的混合型文化场景。它是一种创新，是历史与现实的对话，是经典与流行的碰撞，是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的结合。美国著名城市规划理论家、历史学家芒福德在《城市发展史》一书中指出：“城市不只是建筑物的集群，它是各种密切相关并经常相互影响的各种功能的复合体——它不单是权利的集中，更是文化的归极（Polarization)。”[4]独特的城市文化是城市发展的磁力线和内在驱动力，也是培养“城市人”的关键因素。二、文化：城市发展的内在驱动力（一）文化是城市发展的磁力线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曾指出：“人文领域中静态的，非创造性的文化，常常会促进精巧的技术发明与应运；而较富创造性的文化则将其潜能转化为更高、更精细的形式，因而他们的技术发展成品也变得越来越丧失物质形态，体积、重量渐趋减少，设计或机理渐趋简单化。他把这种现象称为“灵妙化（etherialiaztion）”[5]。这种现象的出现意味着容器变薄而磁体增强。如果把城市看作是一个巨大的磁场，真正吸引人的不是高大上的建筑等物质性设施，而是该城市独特的文化气质，后者是城市磁场中的磁力线。文化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吸引力，不仅因为它能将不同风格的人群联系到一起，使他们在思想方法和精神面貌方面具有了某种一致性，还因为它增强了人们对自己生活城市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并愿意为城市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自觉地维护城市的市容市貌，推动城市的发展。其中，流行文化成为其发展的重要源泉，流行文化的主要特点是时尚、个性、休闲、奢侈、物质消费以及大众性。在南锣鼓巷，一些手工创意制品店、服饰店较有代表性。比如，由美籍友人江森海开的“创可贴8”文化创意服饰店，销售的服装很有特点，上面印有“闷骚男女”“晕”“囧”等一些网络热词，吸引了大批年轻人的目光，他们愿意到这里进行休闲、娱乐、消费，甚至喜欢这里，把这里当做朋友聚会的场所、谈情说爱的港湾。（二）文化是城市发展的驱动力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由原来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美好生活的需求从过去的物质层次上升为文化的、精神的和环境的需要。人们的消费理念也随着转变，从过去的吃穿住用转向安（全）享（受）（娱）乐（求）知。较之以前，消费者更注重产品背后所蕴含的文化底蕴和文化价值，进入了以生活品质“论英雄”的时代。但我国大多数城市的发展还遵循传统模式，依靠土地、资源、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投入来促进城市发展，而忽视了文化在推动城市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致使城市有机体本身的发展也不充分不平衡，难以满足市民的文化需求。为了解决以上问题，提高城市竞争力，就要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城市文化设施的数量和文化创意产品的种类，刺激居民进行文化消费，推动城市形态由“生产导向型”向“消费导向型”转变。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特里·N·克拉克把这种新型的城市形态形象的比喻为“娱乐机器（entertainmentmachine）”。我国也有专家指出，中国将迎来一个“个性化、多元化、数字化的文化消费时代。文化消费既是硬消费，也是软投资，已经成为重要的经济增长点，是一个城市发展的新动力。近年来，南锣鼓巷实现了华丽转身，从一个传统的皇城居民生活区变身为极富特色的文化创意产业特色街区。截止目前，闹锣鼓巷的文化创意店已达一百多家，包括各种文化创意手工工艺品店、酒吧、咖啡馆以及创意服饰店等。（三）文化是塑造“城市人”的关键因素法国哲学家卢梭曾经说过：“房屋只构成镇，市民才构成城。”[6]这和刘禹锡在《陋室铭》所说的“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这句话有异曲同工之妙。笔者认为，人是城市的主体，是城市有机体的核心要素，人既是城市生活的主体，也是客体，和其他要素一起构成一座完整的城市，没有人的城市是不存在的，人是特定文化场景中的一道特别的、鲜活的风景线。正如卞之琳的《断章》中所描述的那样：“你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那么，人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城市建设的目的和归宿，城市发展的本质就是人的发展，城市的现代化主要也是人的现代化。从当前城市发展的整体水平来看，我国有些城市的市民素质与城市发展并不协调，市民素质往往滞后于城市的发展水平，甚至成为今后进一步城市化过程中的阻碍因素。因此，培养与城市发展进程相一致的“城市人”，是城市平衡发展的关键因素。“城市人”是与“乡村人”相对的概念，“城市人”与“乡村人”最主要的区别就是首创性、独立性、鲜明的自我意识及对自身价值的强烈感觉。要培养现代化的“城市人”，就需要发挥城市的育人功能。怎样发挥城市的育人功能呢？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营造一个良好的文化氛围去影响市民，正如著名建筑史学家彼得·柯林斯曾所说，“在现代建筑充满矛盾的各种理想中，没有一个理想的重要性被证明能超越创造一个有人情味的环境”[7]。二是通过居民有意识的参与消费实践去塑造“城市人”，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候云春的话就是，“文化消费和其他消费不一样，文化消费可以提高人的素质，可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国民素质的提高。”[8]市民在参与当地文化消费实践的过程中，不管他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地进行文化消费，都会或多或少地受到特定场景中文化的陶冶，使情感得以锻炼和提高，得到精神上的升华，形成了该城市居民独特的精神气质。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手稿（1957—1958年）》中所说的：“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具有审美能力的大众——任何其他产品也都是这样。因此，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9]所以，城市是培育人、塑造人的主要场所，人格在这里能得以发挥和提升。三、美丽城市：物质化与灵妙化的结合城市是人们物质生活的载体，建筑是一个城市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一个城市特色的表达，是城市的语言，是一个城市区别于其他城市最直观的标志。例如：巴黎的埃菲尔铁塔、华盛顿的国会大厦、悉尼的歌剧院、阿联酋迪拜的泊瓷酒店、北京的天安门广场等。这些建筑不仅是所在城市的标志性建筑，而且是一个城市的象征。比如，一看到天安门，大多数人会想到北京，也会想到中国。这些各具特色的建筑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城市或国家标志性建筑，除了建筑本身的特征之外，还因为它们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能代表这个城市甚至是国家的文化。建筑是人类文化的结晶，它是一个国家或民族文化的反映，可以说一种建筑代表一种文化。建筑史学家在谈论城市建筑时，都会涉及到此建筑所代表的文化内涵。没有不体现任何文化内涵的纯粹的建筑，即使某一建筑表面上看来并不具有某一文化的典型特性，它也代表这某一时期或地域的文化。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北京时指出：“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要像爱惜自己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物质文化遗产。”[10]一个城市的建筑如果没有文化内涵，就是钢筋水泥的堆砌之物，如同一个没有灵魂的人一样，不能称其为真正意义上的人。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应用和创造性文化的发展，技术发展成品也变得越来越丧失物质形态，体积、重量渐趋减少，设计或机理渐趋简单化。汤因比把这种现象称为“灵妙化（etherialiaztion）”。汤因比所说的灵妙化更多是指城市外观的精致化，借用汤因比所提出的“灵妙化”一词笔者认为使城市灵妙化的主要因素是其特有的文化内涵。文化是城市灵妙化的体现，是城市的灵魂所在；城市的一个最大功劳就在于将这二者结合起来，城市的物质化是灵妙化的基础和前提，灵妙化又是物质化发展的推动力，二者在一定的场合又相互转化。促使二者相互转化的桥梁就是社会实践，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人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一方面，外部自然被“人化”而成为美的对象，另一方面，主体的感觉也相应地因自然界被“人化”而产生审美感觉。这就是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的相向运动。城市应该是人类按照美的规律来创造的人化环境，除了满足人的各种生存需要之外，还需要满足人的精神需要，满足人对美的需要。建设美丽宜居城市，既要懂得它的外表之美（建筑），也要注重它的内心之美（文化内涵），只有将物质化的建筑和灵妙化的文化相结合，才能建设美丽宜居城市，正如我国杰出科学家钱学森所言，“我想既然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城市，就应该：第一，有中国的文化风格；第二，美；第三，科学地组织市民生活、工作、学习和娱乐。”[11]只有建设这样的城市，才能满足人对美的需求，才能塑造美的市民，才能形成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美丽宜居城市，建设美丽中国。注释[1]郝曦滢：《马克思主义视阈中的城市批判与当代价值》，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版，第1页。[2]刘风云、江晓成、张一驰：《人文之蕴：北京城的空间记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版，第1页。[3][5][6]转引自【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宋俊岭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版，第105页；第118页；第100页。[4]【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宋俊岭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版，第91页。[7]柳森：《怎样的色彩，让城市更出彩》，《解放日报》2018年3月5日。[8]温源：《从北京文化消费看人民美好生活新期待》，《光明日报》2017年11月25日。[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10]卜宪群：《深入领会习近平关于文化遗产的思想理论》，《人民日报》2018年1月10日。[11]钱学森：《社会主义中国应该建山水城市》，《城市问题》1993年第3期。

文章来源：《城市建筑》 网址: http://www.csjzbjb.cn/qikandaodu/2020/0821/63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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